總統拜登的3.5兆美元社會支出方案在國會卡關，共和黨阻撓早在意料中，令人訝異的是民主黨中間派人士竟也掣肘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（Paul Krugman）指出，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受右翼經濟謬論荼毒太深。

克魯曼在紐約時報專欄撰文指出，他傾向用「中間派」、而不是「溫和派」來稱呼這些從中作梗的民主黨籍議員，因為他們要求拜登放棄一些受歡迎的政策，例如提高企業稅率和降低藥價，這麼做還算「溫和」嗎？他擔心，一小撮頑固的民主黨員，可能毀了拜登全盤計畫。

什麼原因使民主黨「中間派」變成害群之馬？克魯曼認為，一個解釋是，他們被洗腦，把「數十年來右翼經濟宣傳話術給內化了」，以至於直覺認定任何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案，「必定是既不可行又負擔不起」。

當然，金錢的力量也不容小覷，讓財力雄厚的金主和大藥廠發揮影響力。

算術能力差也可能是原因：有些政治人物就是不明白，3.5兆美元乍看下是天文數字，但按提案是分十年支出，並非集中在某一年就花光光。據他估算，這些支出占未來十年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的比率僅略高於1%，占整體政府支出比率也仍遠低於其他富裕民主國家的水準。更何況，在扣掉節省淨額和新增稅收後，實際支出將比3.5兆美元少很多 。

另有一些政治人物的觀念似乎被誤導，以為只有花在造橋鋪路這類「硬體」基礎建設上的支出，才稱得上是投資國家的未來。他們絲毫未察覺，愈來愈多實證顯示，投資在「人」身上，特別是協助貧童脫貧的支出，經濟回報很高。

但令克魯曼最訝異的是，許多從政者和博學者雖不以保守主義者自居，卻為右翼經濟話術大作宣傳而不自知，而且講了又講，講到連許多應有能力明辨是非的人士也信以為真。他舉出以下幾個例子說明：

●右派謬論之一：1970年代停滯性通膨是支出和預算赤字失控造成的

克魯曼說，在那十年期間，美國聯邦債務占GDP的比率其實是縮小的（後來在共和黨籍總統雷根任內才飆高）。事實上，依照他的理解，是石油震撼加上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，釀成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。跟「大政府」並不相干。

●右派謬論之二：美國經濟扭轉乾坤要歸功於雷根減稅

克魯曼說，真相是，在雷根減稅後的數十年，美國民眾日子過得更糟。後雷根時代的「繁榮」，只有少數富裕人士享受得到。

●右派謬論之三：社福支出高降低工作動機，嚴重打擊歐洲經濟

克魯曼說，1980年代和1990年代，歐陸大半地區似乎的確罹患所謂「歐洲硬化症」（Eurosclerosis）— 持續性的高失業率，即使在經濟擴張期間亦然。但那是很久以前的往事。今天，慷慨的福利國家通常勞動市場表現比美國強。

例如被福斯商業台拿來跟委內瑞拉相提並論的丹麥，若以右翼教條評斷，丹麥簡直像是經濟煉獄——社會支出比美國高很多，三分之二勞工是工會成員，工會勢力強得迫使麥當勞支付22美元的時薪給員工。

事實是，工作年齡的丹麥人比同年齡層的美國人更可能擁有工作。丹麥的人均實質GDP比美國稍低了些，但主因是丹麥更傾向暫離工崗位去度假。

總之，重點是，製造麻煩的民主黨中間派人士，被「蓄意製造出來阻擋進步、合理化普遍不公平現象的經濟論述」給矇蔽了雙眼，以致一口咬定拜登的方案（儘管就解決美國當前問題而論是相當適度的努力）「不負責任」、「威脅美國的未來」。

恰好相反，克魯曼說，拜登的支出方案既非不負責任，更不會傷害成長；反倒是他若不在「人」身上做投資，才是極不負責任。若檢視證據，不做右翼教條的應聲蟲，就會明白拜登的方案是為維繫美國未來的成長鋪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