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引發猛烈的經濟衰退，至今衝擊仍餘波盪漾，聯準會（Fed）祭出規模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設法緩和疫情衝擊，並容忍通膨「短暫」竄升，這種看法與做法究竟是對是錯，依然是經濟學家爭辯的議題。

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在紐約時報談論此議題前，先提凱因斯學派與奧地利經濟學派之爭。他說，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，許多保守派人士拒絕接受凱因斯式的經濟處方，而是擁抱奧地利學派（Austrian School）的主張。

奧地利學派也對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（the Depression）做了一番分析，代表學者包括海耶克（Friedrich Hayek）和熊彼德（Joseph Schumpeter）。相較於凱因斯學派主張大蕭條肇因於普遍性的需求不足，海耶克和熊彼德認為問題出在榮景過後的調適不良–根據他們的觀點，過度樂觀導致勞力和其他資源過度配置在生產投資財（investment goods），大蕭條不過是經濟把資源導回原本應有的歸屬去處罷了。

克魯曼指出，這種觀點犯了邏輯上的毛病：假如把資源從投資財移出會造成大量失業，那麼，把資源從別的產業移出、轉投入投資財，難道就不會發生同樣的情況？他們的論調也顯然與實際經驗牴觸：在大蕭條和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，產能過剩和失業問題幾乎普遍見於各行各業，並不是有些產業鬆弛、其他產業緊繃的情況。

然而，克魯曼說，這一回不同了。雖然現在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說法已很少聽人談起，但新冠疫情其實正製造出一波奧地利學派式的「資源重新配置衝擊」（reallocation shock），某些物品的需求暴增，其他物品需求則銳減。從宏觀角度來看，在服務業陷入掙扎的同時，耐久財（durable goods）買氣卻激增。克魯曼舉自己為例，疫情期間不能去健身房，所以他和許多人一樣，買了健身腳踏車。

從微觀角度來看更清楚：辦公室租賃市場閒置率創新高，船運貨櫃大缺貨。

換言之，克魯曼說，海耶克和熊彼德當年誤以為在1930年代發生的經濟危機，竟然發生在今天。但這並不表示，我們可採用當年他們的政策建議，來解決今天的問題。

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Veronica Guerrieri等人在今年Fed傑克森洞年會提出論文，標題為「新冠肺炎疫情的總體經濟意涵：負面供應衝擊可能造成需求短缺嗎？」，雖未明白提及奧地利學派，但論文內容大可詮釋為駁斥奧地利學派開的政策處方。

海耶克和熊彼德當年堅持反對以貨幣和財政刺激來對抗大蕭條。海耶克痛批運用「人為刺激」，堅稱應該藉由「對生產結構調適的緩慢過程」，「讓時間來產生永久的治療」。熊彼德則警告：「任何只因人為刺激而產生的復甦，都將局部抵銷大蕭條起的作用。」

但克魯曼說，就算接受他們對大蕭條謬誤的分析，上述結論仍然說不通。為什麼某個產業有減少勞工的必要，就必然導致失業？為什麼不是只導致工資降低？實務上的答案是名目工資下降的僵固性：雇主其實不願調降工資，因為會影響員工士氣。

但若工資在必須萎縮的產業不降，為何在必須擴張的產業工資就不能調升？當然，這將導致通膨短暫上揚，但克魯曼認為這是OK的。

Guerrieri等人的論文就依據正式的模型而主張，對抗「重新配置衝擊」的最佳反應之道，就是大舉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，這會造成通膨短暫竄升。但勞工仍有動機換工作，因為他們原有舊工作的實質工資會下降，但其他工作的工資會升。不必然會造成大規模失業。

結論是，克魯曼明確表示，Fed接受通膨「暫時性」升高換取達成充分就業目標，是選擇走正確的路。